稳面积、增单产！我省四大举措稳定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
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既不同于西方宪法，也不同于近代以来我国曾经出现的旧宪法。
人大监督虽为国家最高层次的监督，具有充分的权能，但其通常以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监督计划预算执行、备案审查、专题询问或质询等方式展开监督工作，很显然，这些监督方式具备严格的启动流程，换言之，人大监督的内容、形式以及对象决定了人大监督面向的是具有全局性、长远影响的重大问题。信息圈层化下，网民们常常更依赖圈内人获得资讯，而信息茧房又使得他们得到的信息经过了立场的过滤。
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现阶段，我国针对上述重点内容展开的舆论监督工作较为不足。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为舆论监督找到了明确的责任人——纪检监察机构，其作为专责性监督主体，是整个公权力监督范围内的责任人，可以担起大众化动员后专业化转化的重担，即虽由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发起监督，但执行责任追究时则由专业人员完成。确有违法违纪问题时，应借助技术及时向全社会反馈结果并加强引导与宣传，避免出现监督天下知，处理无人问的情况，营造良好的社会效应。一方面，现存多数舆论监督并非本文所指对公权力的监督，而属于对社会中其他各种不良现象的揭露。
[45]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本文也将更多着眼互联网时代人民作为直接实施主体的新型舆论监督。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过程中合宪性确认的存在形态及其效力 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过程中，根据主体不同，合宪性确认也表现为多个形态。
对于特别重要的法律草案，往往会出现合宪性确认的叠加，进而凸显出草案内容的宪制意义。第四，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中对有关法律文件的合宪性进行确认。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过程中，法律草案内容本身可以包含合宪性确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委员长会议、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在立法过程中通过各种形式确认法律草案符合宪法。例如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确认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选举办法符合宪法和基本法的表述，已经成为了一种工作惯例，每到全国人大换届时，有关文件的表述均可遵循前例。
从实践来看，其他国家机关可以在立法过程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申请，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特定法律规范草案符合宪法，例如国务院在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一地两检《合作安排》时就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合宪性确认的请求。建立健全涉及宪法问题的事先审查和咨询制度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过程中合宪性确认实践制度化的大方向。
例如，为了应对辽宁贿选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筹备组，代行省人大常委会部分职权。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确认相关法律草案整体上合宪、可行，也就确认了作为相关改革法律依据的合宪性，在立法过程中厘清了宪法和改革的关系。这一类型的典型代表、也是目前仅有的两次实践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1990）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1993），明确指出《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符合宪法。因此，合宪性确认包含了规范上的具体确认与政治上的宏观确认两个层面。
面对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争议，如何启动合宪性确认，也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统一审议法律草案时，应当对有关合宪性、涉宪性问题进行说明和回应，消除误解，统一认识。其三，合宪性审查工作深入推进对立法工作产生了倒逼效应。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在立法项目论证阶段和立法前评估阶段，评估立法可能引发的合宪性争议，并且在立法背景资料中，适度地公开、适当地展现立法过程中已经存在的合宪性争议，使合宪性确认更具有针对性。
例如，2012年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对《残疾人保护法》开展立法后评估，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立法后评估的报告》中，全国人大内司委指出：《残疾人保障法》与《宪法》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精神及其规定是一致的，残疾人保障法在保障残疾人康复权、教育权、劳动权、社会保障权和享有无障碍环境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上，立法意图明确，符合宪法原则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基本实现了与《残疾人权利公约》相衔接。而在法律草案提交人大审议之后，相关的讨论则有可能通过相关立法背景资料，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上刊载。
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制度的完善，也极大推动了社会各界对法律草案的关注和讨论，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了解、有针对性地研究和回应相关问题并进行合宪性确认提供了条件。因此，这种合宪性确认应当被视为实质上的宪法解释，而既存的实践对未来如何在立法过程中启动宪法解释程序，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正常的法治状态下，合宪应当成为常态，应当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表述也存在于我国多部法律文件之中。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立法过程中作出的合宪性确认虽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对自身能够产生拘束力。总体来看，我国实务部门和学术界已经梳理我国宪法实践中的部分合宪性确认现象分析，并结合我国合宪性审查工作，分析了合宪性确认的类型和具体程序设计，但是我国宪法实践中的合宪性确认效力，在理论上还存在争议。还需要强调的是，立法过程中有权机关作出的合宪性确认并不否认对法律草案的有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的空间。根据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实践，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分析： 第一，立法过程中有权机关进行合宪性确认的动因。例如，《全国人民大常委会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1983）本身就明确了国家安全机关可以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
法律委员会在审议草案时认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确认《合作安排》符合宪法和基本法的安排是必要的、可行的。另一方面，通过塑造宪法惯例，赋予特定立法背景资料事实上的拘束力。
又如，1998年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时，围绕修订草案是继续维持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这一原有的法律规定，还是将基层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从指导关系修改为领导关系，有关方面存在不同意见。而规范化、制度化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在立法过程中，合宪性确认何时出场、如何出场的问题。
最后，从目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实践来看，法工委在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中进行的合宪性确认活动只涵盖了法规和司法解释，合宪性确认的范围有限。在2020年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中，法工委指出：征收民航发展基金不属于宪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的对私有财产的征收或者征用，不存在与宪法相抵触的问题，但也同时指出相关依据与修改后的预算法规定不符，应当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依据。
又例如，由于新冠疫情形势严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推迟召开。但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作为国家颁布法律标准文本的权威途径，其中包含的立法背景资料也应当在解释和执行法律时受到足够重视。这些零散的实践自然无法有效推动相关的研究与讨论。在此之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审议《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修订草案过程中又重申了草案符合宪法规定和原则，符合香港基本法。
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认为：草案贯彻落实中央改革要求，有利于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符合宪法规定，是可行的。例如，在处理辽宁贿选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就特别提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辽宁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筹备组，代行省人大常委会部分职权，是必要的，是可行的，符合宪法精神。
而随着近年来我国宪法的全面实施，以下的三个因素又强化了上述的功能重叠： 第一，宪法议题化的程度不断提高。由于立法主体和宪法解释主体的重合，通过完备的法律实施宪法也一直是我国宪法实施的主要思路，因此狭义上的法律也发挥了部分宪法解释的功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过程中对合宪性、涉宪性问题进行讨论，并以法律草案为基础进行法律规范的塑造，自然也就在某种程度上与事前合宪性审查发生了功能上的重叠。
在特殊的背景之下，有权机关在作出合宪性确认、理顺宪法文本与宪法实践关系的同时，也可以对有关国家机关提出建议，要求有关国家机关在行使公权力时更加重视宪法原则和宪法精神的引领作用，强调公权力的规范行使和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进而提高合宪的含金量，而不是将合宪维持在一个底线的标准。从实践来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过程中作出的合宪性确认，启动方式主要由以下四种：1.有关机关在法律草案说明中主动确认草案合宪。
在党中央的领导和支持下，进一步发挥我国宪法实施中内部协商机制的非对抗性特色，使其他国家机关尊重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作出的宪法判断（包括合宪性确认与违宪认定）逐渐成为宪法惯例，则是制度变动最小、改革成本最低的方案。首先，适当公开合宪性争议。从法律效力上讲，这类合宪性确认本身就是法律规范的组成部分，是正式的法律渊源，具有法律效力。近年来，立法机关的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的合宪性问题多次在立法实践中被提及，这也体现了依法立法水平的提高。
在特定条件下，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确认相关法律草案合宪，是法律草案合宪性审查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向全国人大提出相应法律案时，也可以在法律草案说明中确认草案的合宪性。
由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特殊地位，应当承认相关合宪性确认在实践中的拘束力。最后，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应当遵循之前已经作出的合宪性确认。
第四，确认相关立法权限和立法程序符合宪法。例如，2021年全国人大将坚持党的领导写入《全国人大组织法》，体现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健全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组织和工作制度，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指出：代表们普遍认为……（草案）符合宪法的规定、原则和精神，有利于保障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依法行使职权，更好地保障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力。